没人料到，在过去了 20 年后，张楚又发行了他的第四张专辑《微小相见》 。因为偶尔刊发的专栏和小说，不少人以为，他已经转行成了一位颇见笔力的作家。在 20 多年前，张楚最为人熟知的歌是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，这首歌的同名专辑由台湾滚石公司的下属机构——魔岩唱片推出，在当时，张楚和窦唯、何勇一同签约在这家唱片公司旗下，并称为“魔岩三杰”。至今，这首歌仍是张楚在各个流媒体平台上点播量最高的一首。
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，张楚的新专辑选择在今年推出——人们始终记得那时候的摇滚乐，并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个值得纪念的“黄金时代”。这些观念让 2016 年看起来有些特殊：要是从 1986 年崔健第一次唱《一无所有》算起，今年可以算是中国摇滚的 30 周年。
纪念活动早已纷呈展开，它试图涵括所有说得上名字的摇滚“圈内人”。汪峰在这段时间接到了太多的采访邀请，但他的宣传负责人董鹏抱怨说，这些问题都是通稿式的。乐评人张晓舟的情况也差不多，已经有 2 本杂志在跟他约类似的采访了。“这个状况很令人厌倦。”张晓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，同样的状况在中国摇滚 25 周年时发生过一次，“他们还会认为‘魔岩三杰’代表了中国摇滚乐的高峰。这些人只把摇滚乐当作是他的青春期事件。”
去年摄影师高原和 Lens 杂志合作出版的摄影集《把青春唱完》里，重现了这些青春期事件——在这本照片集子里出镜的都是 90 年代北京摇滚圈的人。
可除去被认为黄金的 90 年代之外，摇滚难道不是天然地就和青春相关吗？从来都是如此：不遵从规律、不过审慎的生活、热情、正义、乌托邦，这些和年轻有关的名词往往同样被认为是摇滚乐的标签符号。另一些人把摇滚比作“孙悟空”——勇敢，又不特别主流，摇滚乐手还时常像个典型的小年轻，精瘦精瘦的。
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我们采访了十多位在 30 年里可能不那么出名的摇滚音乐人 / 和摇滚有关的人，他们说了说各自和摇滚、青春的事儿。
盛志民也出现在了《把青春唱完》里，不过，他最能说上来的名头可能是——和唐朝乐队的张炬是一个体校跳高队的，跟高晓松是邻居、发小。1993 年的时候，他在外交人员大酒店举办了一场演唱会，张罗了 DJ 有待、超载乐队、新呼吸乐队、指南针乐队等一大批人。2009 年，他把和当年有关的回忆都放在纪录片《再见 乌托邦》里。130 小时的素材里有张楚、何勇、“做梦”乐队吉他手吴珂父母，还有一言不发的窦唯。
最近谈起摇滚，盛志民是这么说的：
当时在北京做乐队的有很多，不只“魔岩三杰”，还有比如侯牧人（他是最近一部关于摇滚的纪录片《老摇滚》的主角，侯牧人的女儿侯祖辛导演了这部短片），他住在中央歌舞团，那里成了一个据点了，在那里睡两天，再到局总文工团睡两天。我记得侯牧人那时老出唱片，收入挺高。
20 多岁，玩摇滚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。1986 年我们开始接触西方的东西，有向往，也喜欢老崔（崔健）什么的，不过我那时候还没有百分百进入这个独特的生活。但 1989 年发生的事对我影响挺大，之后，我需要找一个出口，排泄一些情绪，就更直接地进入了这一种（摇滚的）生活。
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酒吧，平时都是全北京地吃喝玩乐。有些老外的家里会去，圆明园、画家村、偶尔会去 party，友谊宾馆、马克西姆，偶尔大学有演出也会去，平时就是喝酒呗。
1993 年底，我在外交人员大酒店办了场演出，一年多之后，我就离开了这个圈子。我觉得最好玩的那个时代结束了。
差不多是在“最好玩时代”结束前的 1994 年，北京东面的三里屯一带酒吧开始扎堆。褚奕颋那时候也在北京的摇滚圈子里活动，不过现在，他是一家创业投资机构 华创资本的合伙人。
最近一年多，我开始重新研究耳机，走在路上就听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跟个年轻人一样。自从我转行经商之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耳机了，早先我是给唱片和演出做录音，工作时一直带着耳机。
1993 年，我进入广播学院录音系，那是个“白衣飘飘的年代”啊，北京还没太多商品房的概念，生活安稳创作也自由。我们那时候还年轻，但也亲历了黑豹乐队、张楚、何勇这些人。
跟他们在一起觉得很来劲，抽烟喝酒也是蹭着的，那时候上学穷嘛，每个月补助只有 25 块，所以能白吃一顿饭就很开心。他们还有些挺贵的乐器，你给人家干点活儿，就能摸到那些乐器，挺值得啊。北京那会儿开始有打卡带了，一开始你不会听，英文的也听不懂。当时只有两个官方指导《音像世界》和《音*********》，但跟这帮玩摇滚乐的混，他们会告诉你：“唉这个好”、“这首歌有意思”。
跟他们熟了之后，什么都聊，反而是挺少聊创作的，其实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儿灵感，更多是聊聊姑娘、谁买的新乐器、新开的酒吧。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三里屯酒吧混（北京东边这一带的酒吧街在 1994 年左右形成），那时候很穷，玩乐队的人也不富。喝到要 high 的时候，会担心不够打车回去的钱。现在去酒吧再不担心了，但没意思的地方是，年轻时挺容易就跟自己喜欢的姑娘在酒吧聊天什么的，现在很害羞，觉得很丢脸。
不过，那时搞摇滚的基本都有纹身，穿破洞的牛仔裤，头发也要长。之前还在年轻人中间带起来了一阵皮衣热。要不是现在身材走形了，我现在还穿。
林赤的父亲是个 80 年代的大学生，在有一份“传统”的工作之前，是个做民谣的，不过，他挺喜欢摇滚。林赤因此觉得，“摇滚”是个复杂的概念。
在张晓舟的印象里，197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光荣与梦想1932 -1972》是“摇滚”第一次在中文世界中出现，它甚至被翻译成了“摇滚舞”。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崔健，魔岩唱片的创立人张培仁在北京听完崔健的歌，建议他不叫“摇滚乐”，叫“刀子歌”——这些中国歌曲尖锐得像把刀子，和国外的摇滚乐完全不同。
林赤 1992 年出生在成都，她的摄影工作室 DreamPlus 和影像团队 Hidden Park 在今年 5 月采访了 40 支在成都的乐队、并为他们拍摄了一组硬照之后，确认了“摇滚”的含义有多复杂：
“摇滚”是所有乐队提及最多的词汇，和摇滚一同出现的高频词汇还包括：和平、形式和宽容。
以前的人觉得摇滚一定要很狂热一定要 pogo，一定要跳水，都在那里甩头，那才叫摇滚，北京的老炮儿精神，大家会觉得，唉，这是摇滚。但这次他们跟我说，民谣也是摇滚，摇滚并不是一种音乐风格。
在 80 年代，传统意义上的摇滚对我爸爸他们影响很大，就像黑豹乐队。我爸是 80 年代的大学生，考上大学，去了一个崭新的城市。他在我印象中是个特别的人，大家都是短发，我爸是长发。很小的时候，我是听英文歌长大的，听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流行摇滚、流行朋克，然后一个包容性的时代来临了，你有机会去 livehouse，有机会去现场演出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哇只是换了一群年轻人。
老一辈的人一直会说，黑豹乐队那时候做音乐最好的年代，但这句话我一直很不认同，因为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，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才是对的。
在林赤采访的这些乐队中，最久的一支已经在成都组建了 18 年，这个岁数和武汉乐队“生命之饼”相当。朱宁现在是武汉一家叫 Vox 的 Livehouse 的老板 。他是武汉乐队“生命之饼”的前成员，成立“生命之饼”发生在他从北京的迷笛音乐学院毕业之后，他终于知道摇滚是怎么回事了：
应该是摇滚乐拯救了我，整个人生都转了一个方向。在迷笛音乐学校之前，我是没有摇滚这个概念的，听到崔健、黑豹，只是会觉得头皮莫名其妙地发麻，很难忘记，挺不一样。
去迷笛是我人生中特别大的一个选择，我在《音像杂志》上看到这个招生广告。那时候（1994 年）我还在四川攀枝花老家，顶替我爸去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，挺不容易的。90 年代，攀枝花有舞厅了，我会去里头打鼓，停不下来打鼓。打鼓让我赚够了 780 块的迷笛学费，相当于 2 个月工资，我现在还保留着学生证和收据。
我算是不辞而别，父母挺失望的，他们不理解打鼓能干嘛。
迷笛音乐学校的条件很艰苦，没有学生宿舍，在西郊一个村子里我们同学们几个合租一间房。天还没亮就能听到村子里练习的声音，大家一个比一个刻苦。我还上过一次私教课，老师是轮回乐队的鼓手，原先在磁带上才能看到的人突然就变成了老师，我特别兴奋。
从迷笛毕业之后，我再没有心思回去上班了，也没办法在那个小城市待下去，就和迷笛的同学吴维去了武汉，组了支朋克乐队，叫“生命之饼”。那时候是 1996 年。
摇滚乐在 1996 年被一些人认为经历了一个转折点。除了“魔岩三杰”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之外，“做梦”乐队的吉他手小珂自杀了。另一些人认为，转折点发生在 1995 年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去世。反正，热烈的青春期似乎过去了，它似乎是和死亡相关的，而不仅仅是“摇滚圈里有个名人去世了”那么简单。
另一件差不多发生在同时、被反复提起的事是任贤齐唱了一首叫《心太软》的小情歌，飞快地流行起来。随后，朴树也在 1999 年发布了新专辑《我去 2000 年》。
这同时又是件极为自然的事儿，年轻人开始想听点儿新东西。张楚也很少关注亚洲音乐，在 1997 年发布《造飞机的工厂》后，他鲜有露面，但多少对 1999 年摇滚圈发生的事情有所感知：
朴树的那张唱片，我就是觉得有一个比我们更新生的一代吧，他们的世界观比我们的更明朗一些吧，还也有一点个人的小忧愁吧。
相对他们来说，我们更热情。也许这个热情有冷的东西，有坚硬的东西，有个性的东西，有自虐的东西。我们觉得我们这代人，也许是社会文化的影响，好像对社会有一种自我的热情。
至于愤怒呢？
